黑白时代

一把绿色的万年竹和一包黑糖。被快递到我马上要搬离的家。

还有一张杨乃文的新CD。和一个小小的日历本。

后来，你知道，那些点滴的语言被收纳在一个快递纸袋的时候，容纳的是各人对各人的关怀和安慰。

 

一个被蒙上眼睛的大Party。那些默默关注你的朋友。很久不曾联络。但是突然间出现。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他们和她们说，每年到花树盛开的时候，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。我说好的好的。只要我还活着。

 

感激的是，这些曾经忙碌在不同地域的人。在这一天，集体出现。这本身已经是足够的欢愉和感激。

 

不是一个对外界需索无度的人。有些人和有些事情。自然就好。有些人的出现，是在暗夜带给你一束光。还有一些人的出现，是在暗夜给你一只手。这些都已经足够。

 

在成长一岁的时候，回头去想。有些感情是不易于表达的。好像一块从冰箱拿出的坚冰，在阳光下是没有任何抵御能力。任人评论或者注视，融化是它唯一的结局。无从选择。

 

如果，一个人没有感情，他就能够不被消灭。而最终的结果是：人最终还是被感情消灭。因为感情带来的欢愉和幻觉，它使我们节节败退，溃不成军，打落到尽头。并且一再重生，从不断绝。

 

保全感情的途径，在于退而守之。剧烈的表白，强势逼近，纠缠到底，诸如此类的无聊姿态，无非是把自己推近自尊的悬崖边缘，进退都是两难，无法给予自己过渡。失去或从未得到一个人，倒是其次的事情，翻来覆去折损的心该如何来收拾。说到底，疼痛，那是只一个人的事。

 

有些关系如同粘合的肉身，横空劈了一刀，清醒的感受到这两瓣肉体趋向各自完整的过程，血肉撕裂，经脉缠结，无可阻挡的反向倾斜。如果这纠缠越细致紧密，拖延的时间越久，疼痛越久。有些则侧一刀下去，久干脆分离，干燥肉身，如同从来就未曾相互融合过。两边的肉身早已断然死去，只不过是空落躯壳完成这分离的过程。早已势无挽回，不过是苟延惨喘。

成年人在感情之中得到的慰藉，不管是友情，爱情，还是亲情，都需要让它沉堕到黑暗之中，保持静默不语的容量。它不发散，才具备内核。若没有内核，则只是一个概念。在日常生活之中，这概念很容易被退化成一种功利性的心理需求，一个可以把玩的工具。功能有很多，例如谈资，谎言，炫耀，是非，种种。

 

因觉得它的存在是端然的，并且严肃，一旦拿出去说，它就有了嫌疑。

 

真实的感情是浑然天成的，单纯的，自然并且简单。好像拿在手中的这一包黑糖。放在褐色咖啡里逐渐消融。虽然看不见物质，但是你能感受到甜润和新欢。这就足够。

战争了，她从香港的“维多利亚大学”回到上海。“二婶”、“三姑”，家族间的种种近在眼前，她谨小慎微到近乎自虐。 她写小说发表，爱情小说，二十二岁的自己却没谈过恋爱。 直到他看到杂志找上门来，“旧黑大衣，眉眼很英秀，像个职业志士”。 他说就算这文章是男人写的，也要去找他，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。 他眼睛里有轻蔑的神气，眼里的光采像捧着一满杯的水。

她崇拜他，“他走后一烟灰缸的烟蒂，她都拣了起来，收在一只旧信封里”。 他吻她，“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”，她想，“这个人是真爱我的”。“这一段时间与生命中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”，仿佛在金色的永生。 但他是“汪政府的官”，他还有妻子，没有妻子还会有别的女人…… 她叫盛九莉。

最新出版的一部张爱玲长篇小说《小团圆》的女主角。许多人说，九莉身上，有王佳芝、白流苏、曹七巧的影子。当然，那些与作者本人丝丝入扣的经历，让更多人相信，盛九莉，其实就是张爱玲。 那么这个“他”，邵之雍，理应便是胡兰成。

今年2月末，16万字的《小团圆》在台湾、香港揭开面纱。这部完成于1976年，写作10个月，却尘封33年的长篇小说，一经面世，便因它极浓厚的自传色彩，成为港台舆论关注的焦点。 在台港书市面世一个月来，《小团圆》连登各大书店的畅销榜首，并数次遭遇断货，在香港，至今还有存货的书店已经寥寥无几。台湾皇冠出版社表示，这是张爱玲近年出版的作品中从未有过的，根据销售情况，《小团圆》已经准备再版。 书商把《小团圆》称作张爱玲“浓缩毕生心血之作”，若论销售业绩，果不负祖师奶奶的心血，但要看内容，却让许多曾以为熟悉她的人大跌眼镜。

 1976年3月17日，张爱玲在洛杉矶好莱坞东区的一栋公寓内，誊抄完628页、16万字的小说手稿《小团圆》。33年后，这部书稿终于由香港皇冠出版社出版。 “自己来揭发的好” “这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，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。”

1976年4月22日，张爱玲给挚交宋淇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《小团圆》。在信中，她从不回避，邵之雍就是写胡兰成，而盛九莉的故事，正是“自己来揭发的好”。

 她揭发了什么呢？ 在《小团圆》里，你看到一个没落贵族几近畸形的家庭关系：父母各自追求自己的生活不理会姐弟俩，母亲与姑姑与另一个男子奇怪的三角关系，家族堂表之间常态的乱伦，九莉与母亲之间毫无爱意的交往，“每每露出厌烦的表情，连牵她的手都不自在……” 你看到旧上海沦陷区，一个写爱情小说的作家盛九莉与汪政府文官邵之雍之间，相当不合时宜的爱情—— 他因她的文采找上门，为她离婚，她崇拜他，“他迎上来吻她，她直溜下去跪在他跟前抱着他的腿，脸贴在他腿上”，“过了童年就没有这么平安过。时间变得悠长，无穷无尽，是个金色的沙漠，浩浩荡荡一无所有，只有嘹亮的音乐，过去未来重门洞开，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”。 然后，他四处避难，认识新的女人，一个又一个，发生关系，甚至也结婚，全不回避，都告诉她。她难过，“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，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。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，是只手表，走了一夜”。他却说：“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”。到最后，他逃亡前夕，在她家过夜，背对着她。她竟然想到：“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，太沉重了。还有把切西瓜的长刀，比较伏手。对准那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……” 还有世人所不知道的种种：她在纽约打胎，四个月的胎儿抽水马桶就冲走，冷酷得叫人脊背发凉；她在上海的三段感情以及私生活的声名狼藉；还有网友对书中人物展开一场“人肉搜索”，将半个上海艺文圈都牵扯进了书中复杂的男女关系…… 当然，还有张爱玲作品中前所未见的性描写，细腻工笔惹来媒体渲染，甚至有报道用上了“堪比《色，戒》”做噱头。

在《小团圆》之前，张爱玲绝少在作品中讲起自己的身世。至于1940年代，她与胡兰成那场惊世骇俗的“倾城之恋”，她本人更从未写过只言片语。这给了“张迷”无限的想象空间，过去几十年，他们从少得可怜的资料，不同阶段来往好友的残破记忆，组合拼贴着那个人们似乎慢慢熟悉的张爱玲。 但显然，《小团圆》里的首次“自白”惊讶了许多人的眼睛。 盛九莉是不是张爱玲？真实的张爱玲当真如此吗？ 台湾作家骆以军看到“一个个不熟悉的、奇异的脆弱或自虐的感伤的张爱玲”；袁琼琼则疑惑：“那个冷淡看世情，冰雪聪明，骄傲自持的张爱玲，怎么会变成《小团圆》里的多疑、委屈、小媳妇似的总是说不对话做不对事的‘九莉’呢。”香港作家迈克说：《小团圆》“一翻开就叫人魂飞魄散，一面读一面手心冒汗，如同堕入不见底的梦魇。很少有作家肯这样暴露自己的冷和残酷，不稀罕任何体谅，更不屑廉价的同情”。 迈克更认为，以张爱玲的聪明剔透，若是想玩隐身游戏，根本不会这样写，这样写，竟是生怕人家不知道是写自己，“全书有种唯恐天不知的强硬态度，谁是谁不是呼之欲出，而是一目了然”。 她不甘心自己的故事被另一个人垄断 张爱玲曾在给朱西宁的一封信中说：自己是个“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已经觉得多余”的人。在《小团圆》中，她写九莉“什么都不愿告诉人”，“每次破例，也从来得不到满足与安慰，过后总是懊悔”。 不知道《小团圆》面世后的张爱玲会不会后悔。但至少，1975年她匆匆动笔，4个月内写完初稿，10月完成修改、二稿，并一气寄到香港，希望可以在报刊连载——这样的劲头，已经是顾不得后悔的了。 在给生前好友宋淇夫妇的信中，她说到《小团圆》的写作初衷。其时，胡兰成的好友台湾作家朱西宁给张爱玲来信，说他打算“根据胡兰成的话”动手写张爱玲传。她不甘心自己的故事被另一个人垄断，于是匆忙赶写《小团圆》，几乎要备一份“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”。 不料，时局所碍，这一场笔墨官司并没有打起来。 1976年3月17日，当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东区的一栋公寓内，誊抄完628页、16万字的《小团圆》手稿时，她选择的第一读者，是身在香港的挚友宋淇夫妇。

张爱玲一生朋友很少，在美国独居的岁月，几乎从不出门，不接电话，也不与陌生人接触，但和宋淇夫妇却保持了长达四十年的通信往来。宋淇，笔名林以亮，是世界七大《红楼梦》翻译专家之一；他太太邝文美，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，到香港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，以“方馨”一名，翻译世界名著。 写完《小团圆》，张爱玲将手稿和印刷副本寄给宋淇，希望“看看有没有机会港台同时连载”。 不到一个月后，宋淇却寄出一封六页长信，力劝张爱玲先不要发表。 1976年，胡兰成正在台湾文化大学任教，著书立说有一定影响，但由于“汉奸”身份，本地文坛对他一片挞伐。当局亦查禁了他的新文集《山河岁月》。而同时，张爱玲在台湾正声名鹊起，台湾又是她惟一的中文出版市场。政治环境严酷，作为胡兰成前妻，张爱玲身份敏感，难免牵扯不清。 宋淇在信里劝她：“可以想象到一定会有人指出，九莉就是张爱玲，邵之雍就是胡兰成。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，还是同他好，然后加油加醋的添上一大堆，此应彼和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，恨不得踏死你为止。”他人口舌之外，宋淇又担心胡兰成会借此大出风头，“一个将近淹死的人，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，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，真是何苦来？” 张爱玲认同宋淇的顾虑，厚厚一叠手稿从此锁进宋家的抽屉。尽管之后多年，张爱玲一直对《小团圆》修修改改，却惮于台湾的政治气候和书中涉及的复杂人事关系，《小团圆》始终没有面世。 1992年，张爱玲写下遗嘱，指定宋淇夫妇为自己全部遗产的继承人。将遗嘱寄给宋淇夫妇时，她并随遗嘱附上信件，交代了自己作品的处理方式，关于《小团圆》，她写了这么一句：“《小团圆》小说要销毁。” 1995年9月8日，74岁的张爱玲逝世于洛杉矶公寓，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，恰逢中秋节，团圆夜。 后来，宋淇、邝文美也相继离世。2007年，宋淇之子宋以朗接替父母，正式成为张爱玲遗产的执行人。在整理了张的所有遗作之后，宋以朗才终于决定：让《小团圆》重见天日。 这个决定立刻招来了争议。

2009年2月22日，皇冠正式出版《小团圆》，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、作家张小虹在《小团圆》发布四天后，在《联合报》撰文严厉指出，《小团圆》封存33年后出版，是违背了张爱玲原意的“合法盗版”，自己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，“只能以‘拒买、拒读、拒评’《小团圆》，聊表对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基本的敬意”。 宋以朗对此很无奈：“1992年她的确说要销毁，但那是一封信，不是遗嘱。信是选择性的，与遗嘱不同。1992年叫我销毁，怎知1993年没有叫我不要。”宋以朗查到了1993年，张爱玲与出版社编辑的通信，其中再次提到《小团圆》：“《小团圆》一定要尽早写完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。”“当年若非宋淇把关，指出胡兰成与台湾政治的问题，《小团圆》早已在1976年发表了。既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再存在，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时的原稿，不作任何删改。”宋以朗在最终出版的前言中解释道。 《小团圆》毕竟摆满了台港各个书店的书架，“张迷”蜂拥而至，“张学”专家也衷心感激。 陈子善说：“我很感谢宋以朗先生让《小团圆》能够与世人见面，这是一部非同凡响的作品，会给张学研究开拓新的疆界。”但他也一再劝告读者：“不要对号入座，这是一部小说作品，完全对号入座就变成文艺化的简历，没有意义了”。 《小团圆》不是张爱玲最后的自传小说 “祖师奶奶”热了这许多年，传奇从未降温。即便她1995年魂归大海，遗世的文字每出土一点，便唤起一波新的热潮。从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（2004）、《郁金香》（2005）到以电影再现的《色，戒》（2007），都莫不如是。2009年的《小团圆》亦然，又更加喧闹。 《小团圆》中，张爱玲回忆了一个真实得近乎苛刻的自己。这样的书写对读者来说是新鲜，对作者来说，却不是惟一的尝试。

事实上，自从1955年到达美国，张爱玲主要的创作皆来源于回忆。除了已经面世的16万字中文小说《小团圆》，还有两部英文自传体小说也已经被宋以朗整理出来，交付出版社谈论出版事宜。 它们是23万字的The Book of Change（暂译为《易经》）和30万字的The Fall of Pagoda（《坠塔》）。宋以朗表示书稿目前都已经交付出版社审核，可能出版的时间会在2010年左右。李欧梵看过了The Book of Change 387页的手稿；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双亦受港大出版社委托，看过超过420页的The Fall of Pagoda。两人共同的惊异是：这两部英文小说依然是张爱玲的自传式小说，写到张爱玲的少女时期，几乎可以构成《小团圆》的上集。

“英文小说不是很好读，很多对白、描写非常细致，交代很长很复杂的故事。与《小团圆》也有一些重复的情节。”沈双说，但真正让人疑惑的是，“为什么她要把同样的故事写来写去，写来写去，几乎是沉湎进那个回忆，是病态的自恋了。晚年她一人在美国，那个心理状态究竟是怎样的？” 李欧梵也有同样的疑问：“晚期她在美国，是什么样的环境，使得她不停地在回忆过去？前后六七十万字的回忆，那段经历仿佛真让她魂牵梦萦。好像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”

 台湾皇冠出版社副社长平云亦向本报证实，皇冠正计划将The Book of Change翻译成中文，争取在明年，也就是张爱玲逝世15周年的纪念时与英文版同期推出。平云说：“通过翻译重现张爱玲的文字风格非常困难，我们只能要求译者文字典雅优美，保留英文原著的含义。”尽管最终的翻译人选还未确定，但可以想见的是，不久的将来，随着这两本中文字数都不会低于25万字的“《小团圆》前传”相继面世，张爱玲热还要继续。

去年夏天的时候，给某时尚杂志写的一小篇东西。为了写作专程去参加这个原本觉得无趣的活动，但是事后感觉这个展览的确是深入人心的。

 

北京大风。在798艺术区观看了杨勇的装置展《国际通道---世界属于你》。艺术家说，这个装置的源头是因为一部电影《疤面人》。阿尔帕西诺和奥利佛斯通合作的影片是精彩并且充满张力。下载来看，这部1932年拍摄，1983年又被翻拍的作品被当作香港黑帮片的楷模。

 

吸引我的同样是展览介绍中的那句台词：“就这样么？这就是生活的全部，…？吃饭，喝酒，做爱，吸吮，打喷嚏？之后呢？告诉我，之后呢？…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么？”把它抄在随身带着的再生纸本子上。

 

 

 整个展厅空旷而醒目。好像一个大客厅，但是绿面的台球桌和角落的泳池、躺椅似乎又在显示这是价值不菲的豪宅。并非所有的参观者都能够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，但是艺术的神秘在于给人不同的遐想。色彩缤纷繁杂，充满奢靡、肉欲和潜在的暴力。看到了沙发。旅行箱。折叠床。台灯。盆花。电视。落地灯。衣柜。墙面。还有浴缸。茶几。高大的花瓶。床垫。汽车轮胎。

 

 《疤面人》里，Tony Montana，这个自称是古巴政治犯的家伙，就因为政治避难踏上了美国国土，创造了一段他的世界。这个黑道小人物的离奇就在于：进入黑帮的第一笔“投名状”就和老大争报酬，第一次见到老板的女人就想好以后一定要把她搞到手，只升到老板副手的副手的时候就私自给老板定了笔巨额生意，慢慢点侵蚀老板，然后把他搞掉。Tony Montana，黑帮暴发户，他的扩张速度是前所未有的，别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，冲劲，但是这种角色，在黑帮界，是注定混不久的。黑帮不只是打仗而已。Tony明显不知道这些，他被蒙蔽双眼，冲动无比，惨死，是预料之中的结局。不过对于他来说，那种死法，也应该是无比光荣的了。

 

《国际通道—世界属于你》的装置分明是显现出了要在宅子装满世界的野心。那些通常家庭都有的物什已经显示出野蛮的强大。游泳池边的椅子上是灯火通明的帝国大厦。Vogue杂志被放大成超大的摆设。床垫上的图案是中法总统会面的新闻图片。花盆上是普京的头像，鹰一样的眼神。Sissy的名模穿着鲜红的比基尼跪在行李箱的表面上。浴缸的底部是恐怖的骷髅头。台球案的边缘也印有新闻事件的陈述。

 

从古巴到美国寻梦的Tony Montana，从一个黑道的小混混到佛罗里达黑社会的新贵。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，从生存到死亡，从贫穷到富裕。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。他说，我曾有一个朴素的欲望，整个世界，万事万物均在其中……”

杨勇在若干年后，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展厅，替Tony实现了这个“世界属于你”的梦想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它是一种欲望。但是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。

你是否也曾有过，在生命中的某一刻，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有一种握住不放的渴望，将它占为己有，并使它成为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。我们都有一种迫切地表达的欲望：我曾在这里，我看见了它，它对我很重要！

 

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，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。

“难！”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，看着我，说。“我告诉你一件事——

“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，合家高兴透顶了。满月的时候，抱出来给客人看，
——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。

“一个说：‘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。’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。

“一个说：‘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。’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。

“说要死的必然，说富贵的许谎。但说谎的得好报，说必然的遭打。你……”

“我愿意既不说谎，也不遭打。那么，老师，我得怎么说呢？”

“那么，你得说：‘啊呀！这孩子呵！您瞧！那么……。阿唷！哈哈！Ｈｅｈ
ｅ！ｈｅ，ｈｅｈｅｈｅｈｅ！’”

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。

　　
　　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，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。

　　曾经相信过爱国，后来知道“国”的定义有问题，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“国”，不一定可爱，不一定值得爱，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。

　　曾经相信过历史，后来知道，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。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，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，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，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，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，使真相永远掩盖，无法复原。说“不容青史尽成灰”，表达的正是，不错，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。指鹿为马，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。

　　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，后来知道，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，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：纯朴的农民工人、深沉的知识分子、自信的政治领袖、替天行道的王师，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，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，竟然只有极其细微、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。

　　曾经相信过正义，后来知道，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，而且彼此抵触，冰火不容。选择其中之一，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。而且，你绝对看不出，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，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。

　　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，后来知道，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：一掌有权力，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“邪恶”，或者，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，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，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。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，才能不被权力腐化；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，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。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，几希。

　　曾经相信过爱情，后来知道，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，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，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──它还是冰块吗？

　　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，后来知道，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，石，原来很容易烂。雨水，很可能不再来，沧海，不会再成桑田。原来，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，很容易被毁灭。海枯石烂的永恒，原来不存在。

　　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，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。

　　譬如国也许不可爱，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。譬如史也许不能信，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。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，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。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，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。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，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。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，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。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，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，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。

　　那么，有没有什么，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，现在却信了呢？

　　有的，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。曾经不相信“性格决定命运”，现在相信了。曾经不相信“色即是空”，现在相信了。曾经不相信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，现在有点信了。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，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，但是，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，我明白了，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：“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，执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问余何适，廓尔忘言，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”

　　相信与不相信之间，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。

某些时候，我和生活之间是断裂的。没有痕迹。

 我很喜欢那种布衣素食的生活。《空谷幽兰》里说：天亮起来诵经，夜晚听钟声。一日三餐素食，一个房间，一张床，一顶蚊帐，没有钞票。如果我的腿太疼，我就读书。灵魂修炼到某种层级，才能都欣然接受这种生活。看似清贫，实则富裕。

J 说，你的生活和理想是断裂的。在雕刻时光咖啡馆的无烟区。

在北京，一直保持一种出行的姿态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除了工作，会闷在18楼的公寓里，听音乐，看电影。通常在一个工作回到北京之后，会有一段时间的假期。躺在床上不想动。好心的朋友拿来家附近的送餐单。一日三餐，不简单，但是就那么混沌地过去了。

 某时。会想到空虚。在北京这个一场活跃的城市里，我们工作。社交。看电影。听音乐。做爱。玩乐。抑或在有阳光的下午，在咖啡馆靠窗的沙发上，耗尽生命里的几个小时。为什么还是空虚？是因为我们建立的关系庸俗，廉价，廉耻还有不重要。人与人的沟通，无法用心灵的感受去衡量，而是用地位，金钱，权势还有利用。一种不平等的沟通在无形中被建立，因此我们感到空虚，无法自省，也就茫然。

某时。会急于脱离某个圈子。一群时尚男女，在周末约一场爬山活动，穿上一年只用一次的昂贵的鞋子。抑或在某个西餐厅，错落有致地拿着洁净的盘子，用叉子小心的往嘴里送进食物。总是违背意愿的去参加这样的活动。依旧是庸俗廉价的关系。一旦在工作之外，这些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于是，会感到空虚。一直是落拓和不拘一格的男子，经常光脚走路，席地而坐，没有过多的原因和理由，喜欢笑，毫无顾忌。而这在某一环境是不被允许的，所我会感到空虚。

某个晚上，在思考个体和生活之间的关系。最后得到的真相是：缺乏爱，于是孤立。

我们之间总是有许多争论。
双方持不同的观点，在网络中键字如飞。
到最后，打个平手。其实争论半天，两人的出发点完全相同。
不禁哑然失笑。
然后在MSN传来一个“愚蠢”。
这种争论通常是在午餐或者晚餐前后，工作告一段落，活动一下友谊的思维。

争论最多的是“爱”。
我通常会以现实来举例她的观点多么错误。她通常以我的例子来迂回，证明我说的这么错误的观点我曾经也做过。
我不否认，对于感情也是一个感性，脆弱的人。
曾经的无奈，冲动和悔恨到今天全都变成了一种无法提及的过往。
有一个观点：一些感情垃圾能避开就避开。别让它们绊住了脚。
说轻松快乐的生活难免虚伪，博客的文字记录着我真实的感受。别人怎么评价都是看客。自己也做了对比：以北京为分界点，前和后的情绪相差很大，起码开始变的积极。

其实，我也明白，就是小女人的心态，
要的就是一个平衡点，
所以想很不在乎的表达对一个过往恋人的无所谓。
但是，网络的局总是不能被控制。
某时，就会是一颗被操纵的棋子。
你说你不在乎，但是偏偏别人看来这就是你在乎的表现。
你说都已成往事，那应该只是记起而不应该是记得。
我也明白，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我也知晓，生活中已经有新人存在，
但是不平衡的并不是这份爱，
而是失去这份爱的方式。
爱情的比赛规则就是：谁比谁先放弃谁，谁比谁爱的少一些，谁比谁更不在乎。
如果我们都能够对爱情随手拿起，而又轻松抛下，
我首先会对这个人的人格提出质疑。
我知道，我也偏激，我也武断。
但是，如果一直被一个人牵涉情绪，那么就真的得不偿失了。

我们在爱里都不是洒脱的人，
我行我素只能伤害到自己。
本来，就是一场爱情的闹剧，
现在又跳进一场无聊的评论。
比赛的规则是：谁比谁更轻松，谁不谁更调侃，
谁比谁装的更象，谁比谁更显示自己没有受到伤害。
其实，那段无助的日子已经过去，
现在再兴高采烈，
只能代表还再在乎，
不然，该干啥干啥，
何必花着自己的时间，
冥思苦想，为说几个“更加适合”的字而减少自己的脑细胞。

曾经的我也一样，
我该怎么说，该怎么问候，
如果再次见了面，我该用什么表情，该谈什么样的话。
最终想到自己半死，
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打个电话，
轻描淡写的几句就结束了。那有那么多的表情和思考。
挂了电话，才为自己浪费的时间可惜。

我们都喜欢看《好想好想谈恋爱》。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和爱情和我们一样。
也曾为爱疯狂。也曾被无情抛弃。也曾自投罗网，站在对方的新女友面前 。
到头来，一句伤心欲绝的话：你是被我淘汰出局的！
平衡了吗？解恨了吗？出气了吗？
没有！
看电视的人都清楚：谁比谁更失控，谁不谁更在乎，谁比谁更痛苦。

总上所述，这个世界里的爱情大致就分为三种：
我不爱你，你不爱我，相互都不爱。
很少有幸运的人遇见第三。
分手很多时间是一种无奈。
但是把现实的种种困难全加到爱情的头上来说出分手的原因，
做人真不厚道！
世间万千夫妻，谁家就住在单位门口？谁家没孩子上学？谁家的的老人不需要照顾？
还不如真实的一句：我不爱你了。
也不显得那么虚伪。
所以，为这样的男人不舒服实在是自找麻烦
对自己说：俺就是美女，俺就是鲜花，俺就不插在牛粪上。
咋的，不服就看着，
嫁的男人总比你强。
然后一脚揣到沟里去。
你的喜怒哀乐再也与他没有关系。
亲爱的们，知道爱护自己，才是真的我！
听我的，没错的！
花儿开的艳艳的。

安·兰德1902年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，1982年在美国纽约去世。23岁时独自逃出苏联，除了最小的妹妹，其他家人都在二战中去世。有问她如何想到《一个 人》的主题的，她说“我在苏联读书时就有了这个想法，那时我听到很多对个人主义的猛烈攻击，我自问：如果大家都丧失了‘我’这个概念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呢？”

 

《一个人》。是一本小说。作者安·兰德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：高度集权的，人只有代号没有姓名，不许独处，不许有自己的想法，没有知识可供学习，没有“我”这个概念，一切都要服从组织安排，并 高歌“人民同志的意志实现了”“不为全体人民认可的就是不正确的”。

 

男女到了适婚年龄被“世界联合会”安排到“婚姻大厦”进行社会指定的交合，生养后代是 为社会提供劳力，孩子出生后归社会所有，统一思想教育，统一毕业分配，个人是不能为自己存念想的。

 

小说主人公（平等7-2521）因为长得比一般人高些就 算是与众不同了，而与众不同是不允许的，于是被分配到“扫街者”之家一辈子扫大街。扫大街的生活也是服从集体规律的，打铃作息，每晚还要接受再教育。

 

当今世界最大的恶是：有些人在道德缺席的状态下欣然接受集体主义；有些人在迫不得己需要表明立场时，为了保护自己，自欺欺人地否定发自人心的伦常。

 

一个明显具有奴化色彩的政策出台后，有些人积极拥护，同时又用空洞的语言表明自己是热爱自由的人，不过，从他们的话语中你看不到任何实实在在有自由意味的内容， 他们这么说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面目而已。

 

还有些人认为，理念背后的内容不必证实；基本的信念无需解释。至于现实，闭上眼睛不就看不见了吗？当他们发现 自己身处于一个有着大屠杀和集中营的世界时，他们只希望悲叹一句“这可不是我的本意！”以此逃避自己应该背负的道德责任。

 

那些想要实行奴隶制的人应还这制度以其本名。他们必须看清楚自己提倡纵容的东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，什么是集体主义完完全全、确确实实、明确具体的本质内容，看清楚集体主义的逻辑内涵、集体主义以为基础的基本信念和这些信念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。他们必须直面问题，然后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。

 

三联生活周刊的图片新闻最近刊登了普京拜访索尔仁尼琴的消息。

哑然失笑。